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23年9月发布的最新全球创新指数GII2023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总体排名全球第12位，在高铁、5G、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为全世界贡献了宝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科技创新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灌溉，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其中科技金融位列五篇大文章之首，可见科技金融的重要地位。推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营造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生态体系，有利于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为构建中国特色科技金融体系，发挥科技金融对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科技与金融》杂志邀请各界专家分析我国科技金融发展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挑战，对国内外科技金融发展路径进行比较研究，并针对做好科技金融促进科技创新工作的要点、重点、难点展开深入探讨，分享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实践经验，探索将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的新路径、新模式。
什么是科技金融
科技金融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来说，科技金融是金融资源供给者为企业、高校、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等创新载体，开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技术商业化等创新创业活动，提供资本等创新要素资源配置，构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生态体系。
狭义来说，企业是科技创新主体，科技金融是金融资源供给者为科技型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技术商业化，提供资本等创新要素资源配置，构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生态体系。
科技金融本质是解决科技型企业融资问题，核心是建立以股权和债权为核心的多层次创新资本市场，为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从0到1”“从1到N”的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结合的角度，金融资源供给侧与科技创新需求侧的供需匹配，可使科技创新获得充分及时且精准有效的金融支持。
创新与风险是相伴而生的，科技型企业的高科技、高回报的特点也天然地和高不确定性、高风险相伴。
如图1所示为科技型企业的一般成长路径。概念验证和研发阶段，资金主要来自企业家个人、家人朋友和天使投资；产品研发验证、市场商业化验证和规模化早期则主要来自风险投资；后期商业化市场拓展和规模化阶段则主要来自私募股权投资、银行贷款和股票市场。图中可见初创企业可获得的研究资源和商业资源曲线，由于商业模式尚未得到验证，可获得资源渐趋不可持续，形成了初创企业的“死亡之谷”，这一时期正是科技金融产生巨大作用的关键所在。
图1 科技型企业一般成长路径
我国科技金融发展现状
我国科技金融政策制度和资本市场体系持续健全，金融服务支持科技型企业的深度、广度、力度、精度不断提升，科技、产业、金融相互支撑、良性循环的格局正在形成，初步建成包括创投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等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一是创投市场。近年来，创业投资基金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24年2月末，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存续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总计12554家，规模达14.30万亿元。国资及政府引导基金已成为创投市场主要资金供给来源。
新华财经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共有3849支基金完成登记备案，总注册资本达1.43万亿元，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LP出资金额合计占比达71.2%，成为创投市场资金重要来源。
二是股票市场。我国目前已形成由主板、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等组成的场内市场，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等组成的场外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步健全。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沪深交易所A股2023年全年累计筹资10734亿元，其中，沪深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上市A股236只，筹资3418亿元，科创板股票67只，筹资1439亿元。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77只，筹资146亿元。2023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A股新上市企业的70%，成为企业上市主力军。
三是债券市场。债券市场不断扩大双创领域债券发行规模，创新推出科创票据、高成长型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债券品种，提升科技型企业发债融资效率。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23年6月末，科创票据、科创公司债余额约4500亿元，其中，科技型企业发行科创票据余额达2264亿元，科技创新公司债券余额达2258亿元。
四是信贷市场。银行科技创新信贷产品不断创新，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提供全方位、综合化金融服务方案，在信贷规模、长期资金支持等方面给予充足保障。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2月末，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6.5%；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科技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分别为14.41万亿元、3.98万亿元、2.57万亿元。央行报告显示，2023年末，高新技术企业获贷21.75万家，获贷率54.2%；科技型中小企业获贷21.2万家，获贷率46.8%。与此同时，我国各地方科技金融探索实践不断丰富。
例如：北京创新主体密集，2023年北京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发债融资3300多亿元，发行科创票据552亿元，规模居全国首位。在引导科技金融专营化发展方面，北京市鼓励银行机构加快建设科技金融专业团队，截至目前，北京市科技金融专营组织机构已增至70家。
上海通过培育企业、出资引导、出台政策、优化环境等方式持续在股权投资发展方面加强支持力度。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注册在上海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管理人达1843家、管理基金8865只、管理规模超过2.3万亿元。其中，创投基金管理规模达到6150亿元，位居全国之首。
深圳金融业保持稳健增长态势，金融活水向科技产业奔流畅通。2023年，深圳证券业总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居国内首位，科技贷款、普惠小微贷款规模均居国内城市首位。“腾飞贷”是深圳科技金融金名片，针对科技型企业特点，在贷款期限、金额和定价方式上实现了突破。
合肥加速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格局，科创企业融资难题得到有效缓解。2023年科技贷款月均增长25%以上，居全国万亿城市第二位。创新运用国有资本“以投带引”产投模式，合肥市政府母基金及国有企业参与设立基金219只，总规模超4000亿元。
我国科技金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我国科技金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供给侧和需求侧角度，本质上是金融资源的供给方和创新主体的需求方之间供需矛盾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源头水不活、发展不平衡、信息不对称、交互不充分。
第一是“源头创新”的问题
基础研究关乎我国源头创新能力和国际科技竞争力的提升。从现阶段我国基础研究整体现状来看，无论是战略性基础研究还是应用导向基础研究，总体基础研究创新水平不高。高校是基础研究重要策源地，在 “从无到0”“从0到1”的源头创新中的引领作用仍有待加强。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仍缺乏源头创新的动力和机制，原创性成果缺乏。
第二是“投小投早”的问题
创投市场上，头部科技型企业饱受资本市场青睐，而初创企业则面临“马太效应”的偏见。对于跨越“死亡之谷”的科技型企业，资本蜂拥而至，甚至出现上市后企业大量资金闲置。而最需要资金支持的初创企业却处于资金匮乏的境地，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市场验证等环节纷纷受资本掣肘。创投市场结构性矛盾凸显，创新资本体系亟待加快建设完善。
第三是“退出渠道”的问题
目前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创投基金仍面临着“退出难”的窘境。投退比例失衡、退出渠道单一、收益率偏低等多个因素导致目前创投行业出现退出难题。受基金年限影响，行业面临退出高峰，但与行业资产总规模相较，成功退出规模相对较小。从退出方式上来看，被投企业IPO是投资方的最优选项，然而与行业需求相比，股票市场容量却极为有限。
第四是“科技评价”的问题
过去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依赖财务报表等资金流信息评价传统企业，但科技型企业由于没有传统抵押物、未来现金流不可预见等原因，通常难以获得银行授信。好在科技型企业拥有大量的专利等知识资产，这些知识资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技型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如何运用金融科技，科学评估知识资产，是解除银行等金融机构“敢不敢投资创新”的关键。
针对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的痛点、难点问题，建设银行广州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肖志斌认为，一方面，应通过搭建银企交流平台、搭建投资者联盟生态圈等方式提升服务质效；另一方面，应围绕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以“向早向新、靠前发力”为核心，识别科技型企业的真实融资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服务方案，前置商业银行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的介入节点，并不断优化和创新传统信贷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杨望认为，跨境融资是科技企业补充资金的渠道之一，不仅可以助力科技企业生产经营、鼓励自主创新，还可以进一步推动科技企业出海发展。杨望通过对科技企业跨境融资的现实基础进行分析，提出了科技企业跨境融资策略选择，建议应利用好外债申请、供应链融资说具备的独特优势。
海外科技金融发展路径比较研究
随着ChatGPT、Sora等相继发布，一场生成式AI“寒武纪大爆发”浪潮兴起，人工智能已然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和经济发展新引擎。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是中国更是世界的最大现实，科技创新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
本专题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海外不同国家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路径，为建设中国特色科技金融提供参考。
一是美国。美国拥有相对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和成熟的资本市场，受益于多种融资选择，初创企业获取启动和扩大规模所需的资金相对较为便利。2023年，美国初创企业共筹集了1706亿美元风险投资资金，占全球风险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美国科技创新平台载体资源较为丰富，其中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等一流研究机构，它们不仅进行尖端的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还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优秀毕业生，这其中诞生了许多成功的企业家。
二是英国。英国为初创企业提供多元化科技金融生态服务，其中英国创新署Innovate UK和英国商业银行British Business Bank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国创新署致力于通过提供政府补助资金等方式支持企业完成从概念验证直至商业成功的创新活动，助力政府提出的2035年之前让英国成为全球创新中心的愿景。英国商业银行则重点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和商业咨询服务，截止2023年3月，其核心信贷计划已为超过9万家中小企业提供超过124亿英镑的融资支持。
三是以色列。以色列风险投资生态较为活跃，目前风险投资行业共有226只主动基金，管理资产超过290亿美元。以色列创新局、IVC研究中心等机构报告显示，2023年以色列风险投资基金筹
集资金共计15亿美元，其中Qumra Capital、TLV Partners和Viola Growth等三只基金合计占比超过一半。以色列风险投资起源于1993年政府倡议创建的YOZMA政府主导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该基金通过对子基金进行投资来实现资本的引导，撬动国外资本对以色列公司投资。
四是新加坡。新加坡日益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特别是近年来以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及其投资部门SEEDS Capital为主导，致力于培育发展深度科技的科技金融生态系统。2023年，新加坡风险投资市场实现交易总额85亿新元，其中早期融资占比近50%，约有四分之一的资金流向深度科技初创公司。新加坡金融管理局、GIC和淡马锡是新加坡管理政府储备的三个重要投资实体，掌管了大部分政府金融资产并进行长期投资，2022财年为新加坡政府创造净投资回报贡献达215.6亿新元。
在本期专题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副主任董昀围绕科技金融政策框架体系、政府及政策性资金发挥的作用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科技转向产业中发挥的作用等方面分享了相关的国际经验。
董昀认为各个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并不一样，其创新模式和金融结构也存在明显差异，并不存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最优路径或统一模式。但也要看到，各国在构建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金融体系方面依然有一些相似的做法，并取得了积极效果。
中国特色科技金融发展展望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特色科技金融，要聚焦中国国情以及科技金融内在的一般属性，遵循国内国际科学技术和企业成长的普遍规律，借助需求侧和供给侧结合实现金融资源要素配置，助力形成和培育新质生产力。
重点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大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力度，积极引导社会多元化资金投入，构建政府主导、市场驱动的源头创新生态体系。
高校要大力加强基础学科建设，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科研创新，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加强战略性基础研究研产融合，构建“强核心大协作”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协同体系。支持设立解决特定科技需求的企业联合基金和基础研究专项基金，面向市场产学研协同开展应用导向基础研究，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二是扩大创投和股权投资行业资本供给，提高资本要素供给与创新需求匹配度，发挥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作为科创资源配置的核心资本力量。
围绕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两个重点领域，发挥国有企业、政府引导基金在科技创新风险投资领域的引领作用，促进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关键技术领域和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完善市场在科技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关键作用，鼓励商业化养老金适量配置股权投资，放宽社保基金等中长期资金投资风投领域的比例限制，增强资本耐心，投小、投早、投硬科技。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三是畅通退出机制，通过提升并购重组退出效率、畅通被投企业境内外上市通道、提升基金份额转让平台功能、开展实物分配股票等，促进“募、投、管、退”良性循环。
适度扩大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市场规模，推动银行理财、保险资金、信托资金、国资母基金等加大对S基金的投资布局。支持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份额转让试点，畅通创业投资资本退出渠道。发挥国有企业的市场作用，鼓励已上市科技型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或可转债募集资金，开展以产业链为重点的并购重组。
四是积极推进科技评价工具和模式的创新，围绕知识产权核心要素，探索从科技型企业成长的一般规律出发，多维数据融合评价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科技型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推广企业创新积分制，推动建立企业创新能力评价信息共享机制，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以企业创新能力为核心指标的科技型企业融资专属评价体系，执行差异化授信审批机制。持续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推动科技型企业通过专利许可资产支持计划等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直接融资。
关于我国科技金融发展的建议，本专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董昀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科技金融体系，他强调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至关重要，科技金融不仅要围绕创新各环节的不同金融服务需求，统筹运用好各种金融工具和融资手段，还要有针对性地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表示，应找准科技与金融的结合点，强化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源的互动互补关系、深入分析科技创新不同阶段的金融需求，从政策引导、金融产品和模式创新、专业人才培养、信用体系和监管机制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力。
未来应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化科技金融功能，营造良好创新氛围，通过建设科技产业金融紧密结合创新体系，激活新质生产力。
澳洲会计师公会华南区委员、安永华南区主管合伙人黄寅认为，为不断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持科技创新的成效，要多形式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内金融合作，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另外，投资、并购、IPO上市，都是科技企业提升竞争力、增强金融实力的可行路径。
